高中毕业那年，柳依发现自己的身体出了些不对劲。
起初只是早上起来恶心。
她以为是毕业考前熬夜太狠，胃出了毛病。但恶心感一天比一天重，闻到邻居家做饭的油烟味就要扶着水池干呕半天，什么都吐不出来。
她的胸部胀痛得厉害，穿衬衫的时候扣子勒得喘不过气。
那面穿衣镜照出她的身体，侧过身看的时候，腰线似乎比从前模糊了一点。
她站在药店的货架前转了将近半个小时。
手指在一排验孕棒上扫过去又扫回来，脸烧得通红，总觉得周围所有人都在看她。最后她低着头拿了一盒最便宜的，付钱的时候把零钱数了三遍，手指抖得硬币掉在柜台上滚了一圈。
店员是个中年女人，面无表情地看了她一眼。柳依几乎是把东西抢过来塞进口袋，一路跑回了公寓。
两条杠。
她把验孕棒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，包装盒上的说明都快被她盯出洞来了。
她在狭小的卫生间里蹲了很久，膝盖抵着冰凉的瓷砖墙壁，直到腿麻得站不起来。
窗外是伦敦灰蒙蒙的天空，鸽子在窗台上咕咕地叫。
她的第一反应是慌，铺天盖地的慌。罗迪在爱丁堡，还有两周才毕业。她不敢给他打电话——打过去说什么？说她怀孕了？他能怎么办？他正在准备毕业答辩，他的母父还从未见过她，他甚至从来没在电话里提过“结婚”两个字。她也不敢告诉母亲。她太知道母亲会怎么说了。
母亲不会帮她，母亲只会计算这件事值多少钱。
她给柳衍打了电话。
柳衍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柳依以为信号断了。
然后柳衍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，很平，带着姐姐惯有的那种置身事外的冷静：“我带你去打掉。”
柳依握着手机的手抖了一下。
但柳衍的语气不容商量，像是在处理一个需要快速解决的烂摊子。
柳依没有别的选择——罗迪不在，母亲不能说，这个世界上能帮她的只剩柳衍了。
柳衍安排了一家郊区的私人诊所。
姐妹俩约在地铁站见面，柳依穿了一件宽松的深色连帽衫，头发散下来遮住半张脸，其实她的肚子不算大，好像肚子里的孩子知道她不想要她。
她远远看到柳衍站在地铁站口的麦当劳招牌下面，穿着一件米色风衣，妆容精致，手里拿着两杯咖啡。
柳衍看了她一眼，把咖啡递给她。
“你知道几个月了吗？”
这是那天柳衍对她说过的最接近关心的一句话。
柳依只是摇了摇头。
诊所是一个小小的白色房间，空气里有漂白水和某种说不出的消毒剂味道，前台护士的表情和药店店员一样平。
柳衍在填表格，钢笔刷刷刷地划过纸面。
柳依坐在候诊区的塑料椅上，看着墙上的孕期知识海报，手指攥着衣角，攥得骨节发白。
海报上印着一个小婴儿蜷在母体里的照片，粉红色的，拳头只有核桃那么大。
她忽然想起罗迪那晚在爱丁堡窗台上挂的那棵小圣诞树，树上那颗歪歪扭扭的毛线星星，他眼里的映出星光，还有她脖子上的燕子项链。
如果我把这个孩子打掉，她想，我就永远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一个家了。
但是我必须这么做，柳依看着姐姐利落的落笔，心里也下了决断。
就在这时候母亲推开了诊所的门。
柳依永远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找到她们的。她后来想过很多种可能——柳衍的手机被定位了，母亲翻了柳衍的通话记录，或者母亲只是单纯地跟踪了她的两个女儿。
无论哪种方式，都不重要了。
重要的是母亲走进来的时候，脸上没有愤怒，没有失望，没有任何柳依以为会出现的表情。
柳月珍脸上只有一种东西：算计。
“你不能打掉这个孩子。”母亲站在诊所惨白的日光灯下，声音很平，像是在宣读一份合同条款。
她的目光从柳依的小腹扫到柳衍手里的表格，又扫回来，眼睛微微眯了一下。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柳依从头凉到脚的话
“这是德莱文家的孩子吧。柳依，你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，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打掉？”
柳依张了张嘴，但她说不出话。
她的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，可能是孕吐的余酸，也可能是所有那些年攒下来的、说不出口的、关于母亲的一切。
她很想问，那她的学业呢，她的身体呢，她的人生呢？
她怔怔的看着母亲怒目圆瞪的面容，第一次觉得她的脸开始扭曲变形，扭曲成可怕的，血肉模糊的魔鬼。
柳衍站在旁边，手里还握着那支笔，脸上的表情变了。
不是愤怒，不是反抗，是一种柳依看过太多次的、在母亲面前自动退后的沉默。柳衍退后了半步，把表格放在护士台上，没有再碰。
“我是为你好！”
这是她们争吵时母亲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，说是争吵，其实只是柳月珍对她单方面的输出和劝说，柳依只是默默的流着眼泪。
柳依最终没有进那间手术室。
母亲把她带回了家。
柳依坐在沙发上，听着母亲用电话一样冷静的语气给她分析：要把孩子生下来，要让德莱文家给一大笔钱，要让她们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，要用这个孩子换一个保障，要把每个月的抚养费谈好，不能吃亏。
柳依从头到尾没有应声，她只是坐在那里，手放在小腹上，看着茶几上那杯凉透了的茶。
她从来没有觉得伦敦的夏天这么冷。
她拗不过母亲，只能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但她没有像母亲说的那样去德莱文家谈判。
她做不到。
不是因为什么高尚的道德，是因为她一想到罗迪会用那种眼神看她，她的胃就绞得比孕吐还疼。
她想跟他结婚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。这是她在那间诊所的塑料椅上想明白的事——她想要一个家，不想要一笔交易。
两周后罗迪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回来，柳依在伦敦火车站接他。
她穿了一件宽松的碎花连衣裙，是从二手店买的，裙摆在腰腹处有褶边，刚好遮住还不明显的孕肚。
罗迪从闸机口出来的时候穿着学士袍，手里卷着毕业证书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，看到她就小跑过来，把她整个人抱起来转了一圈。
她在他怀里闻着那股松木须后水的味道，紧张得指甲掐进了掌心。
他们在泰晤士河边的一家小咖啡馆坐下来。
柳依把验孕棒的照片放在桌上，低着头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她说：“我怀孕了。”
她准备了很多话——关于怎么解释、怎么道歉、怎么让他知道她不是故意要绑架他的人生。
但她还没说出口，就听到了他的声音。
“真的？”
她点头。
然后罗迪把咖啡杯往旁边一推，站起来，绕过桌子把她整个人抱了起来。她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吓懵了，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，只听到他在她耳朵旁边一遍一遍地说“我要当爸爸了”，声音亮得像五月的阳光。
他把她放下来，蹲在她面前，两只手握着她的手，拇指在她手背上轻轻摩挲。
他说会养她们母女俩，会负起责任，等孩子生下来他们就一起生活。
他的灰蓝色眼睛在咖啡馆昏黄的灯光下亮得惊人，里面没有一丝迟疑，没有一丝恐惧。
柳依看着那双眼睛，觉得自己的人生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。
不是一块馅饼，是整片天空都掉下来了，星星落在了她的手心里。
她坐在咖啡馆的椅子上，手里捧着他给她点的热可可，眼泪一颗一颗掉进杯子里，嘴角却翘得怎么都压不下去。
她想，也许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。也许那些站在角落里的年月、那些被母亲嫌弃的日日夜夜、那些缩在小房间里裹着毯子等他电话的深夜，都是为了这一刻。
她就要有一个家了，真的家，只属于她们三个的家。
……
但结婚的事他从来没有提过。
柳依等了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三个月。
每次她想开口，罗迪都有别的事——他要找房子安置她们，他要跟家里铺垫一下，他要先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他的理由都合情合理，语气都温柔真诚，每一条她都信。
房子找到了，在南肯辛顿的一间两居室公寓，月租是他母亲家族信托按月打给他的生活费里出的。
家具有了新漆的味道，柳依摸着那张婴儿床的护栏，觉得所有的不安都值得。
工作他没找，他说家族信托够用了，他想先照顾她和孩子。
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蹲在地上组装婴儿床，螺丝刀在手里转得很熟练。
柳依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的背影，抚着已经隆起的肚子，觉得这一切太完美了。
完美到她没有注意到一件事——他给家族信托打电话的时候，总是走到阳台关上门。
她也没有注意到另一件事。
母亲打电话的频率，正好和罗迪生活费到账的频率一致。
柳依没有跟德莱文家开口要过一分钱。
她把罗迪给她的生活费分出一部分，按月转给母亲。母亲在电话里总是很满意，偶尔还会关心她几句，说孕期要注意营养，说孩子生下来她可以帮忙带。
柳依听着那些话，知道它们不是真的，但每次挂掉电话之后还是会沉默很久。她多希望它们是真的。
罗迪给的钱按时到账，像钟表一样准。
柳依有时候看着手机屏幕上跳出来的入账通知，会想，他说到做到了，至少在钱这件事上。
柳寅一直都很乖，除了孕中期的不适之外，柳依其实没受什么苦。
柳依对产程不算长。助产士说产妇条件很好，孩子的位置也对。
柳依疼了半宿，罗迪在产房里陪着她，手被她攥得全是红印子，但他一声没吭，只是握紧了她的手。
她出生于十月二十号的寅时，窗外的天还是墨黑的，产房里亮着惨白的日光灯，仪器的滴答声和胎心监护仪里传来的心跳声混在一起。柳依在最后一次用力之后听到了一声啼哭。
很响亮，很脆，像一把小刀子划破了凌晨的寂静。
“是个健康的女孩，恭喜你！”助产士把孩子抱起来，粉红色的一小团，拳头攥得紧紧的，眼睛还没睁开，嘴巴已经在找东西了。
罗迪在旁边站着，忘了伸手去接，只是盯着那个小小的东西看。
他的眼眶红了，鼻尖也红了，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，但什么都没说出来。助产士把孩子擦干净包在襁褓里递给他，他接过去的时候手在抖，稳了好几下才把女儿抱好。
柳依精疲力竭地靠在产床上，汗水把头发粘在额头上。
她侧过头看罗迪抱着女儿站在产房的灯光下，他的金褐色头发乱糟糟的，衬衫袖子卷到手肘，袖口上还沾着水槽里溅的水渍。
他低头看怀里的孩子，睫毛湿漉漉的，嘴角慢慢翘起来，翘到一半又抿回去，像是在忍什么。
“柳依。”他叫她的名字，声音哑得不像话。他把孩子抱到她面前，小心翼翼地放在她胸口。
柳依低头看，那团粉红色的小东西正把脸往她身上蹭，头顶有一层很细软的深色绒毛。她伸手轻轻碰了一下女儿的脸颊，皮肤比花瓣还薄，透着一层淡淡的红。
她忽然觉得所有的疼都值了。不是一种苦尽甘来的值，是那种——她看着这个皱巴巴的小脸，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终于有了一样完全属于她的东西。
“寅时生的，”助产士在旁边笑着说，“这孩子挑了个好时辰。”
柳依低头看着女儿，轻声叫她的名字。
柳寅，柳寅。
她会长成一只小老虎的。
她叫了两遍，像是在确认这个名字真的属于这个刚来到世界上的小东西。然后她抬起头看罗迪，他也正看着她，两个人之间隔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和满屋子的消毒水味。
他弯下腰，在她汗湿的额头上亲了一下，嘴唇贴着她的皮肤停了好几秒。
“辛苦了，”他说，“她长得像你。”
柳依想笑，但眼泪先掉下来了。
那段日子确实是好的。
好到柳依后来回想起来，也会觉得那是她人生里为数不多的一段暖色调。
她们一家三口住在南肯辛顿那间两居室公寓里。房子不算大，但窗户很大，朝南，上午的阳光能一直照到客厅的地毯上。
柳依在地毯上铺了一条碎花毯子，让柳寅在上面爬。
罗迪坐在地毯另一头，手里拿着一个摇铃，嘴里发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声音逗女儿往他那边爬。
柳寅那时候刚学会爬，像一只小小的毛毛虫，屁股撅得老高，爬两步就趴下休息，脸贴在毯子上，口水印出一个小圆圈。
罗迪就在对面喊加油加油，声音大得隔壁邻居敲了一次墙。
他压低了声音继续喊，气声的加油加油，柳寅不理他，翻了个身开始啃自己的脚。他回头看柳依，说女儿不理我。
柳依在厨房切水果，头也没抬，说那是你没本事。
他笑着从地毯上爬起来，走到她身后，把她整个人连腰抱住。
她手里的水果刀停在半空中。
“别闹我在切东西！”
他把下巴搁在她肩窝里，气息撒在她身上说：“我们要不要请个保姆？”
柳依偏过头看他，他的脸离她只有几厘米，灰蓝色的眼睛在午后的光线里是透明的，睫毛上沾着一根很细小的棉絮，大概是从地毯上蹭的。
她伸手把那根棉絮摘掉，说好。
那天他们点了泰式炒河粉，罗迪吃了一口说太辣，喝了大半杯水，然后把她盘子里不辣的那份换过来。
柳依不依，跟他争抢起来，她们对视了一秒，同时笑了出来。
柳寅坐在婴儿椅上，手里捏着一根面条，看爸爸妈妈笑，自己也咯咯笑起来。
面条从她手里滑下去掉在地上，她低头看了看，又抬头看爸爸妈妈，表情很认真，像是在等谁帮她捡。
晚饭后罗迪会抱着柳寅去浴室。
他把女儿放在婴儿浴盆里，袖子卷到手肘以上，蹲在浴盆旁边，用那只握过机车把手的手小心翼翼地往她背上撩水。
柳寅在水里拍手，水花溅了他一脸。他抹了一把脸，说你怎么跟妈妈不一样。
柳依靠在浴室门框上，手里拿着浴巾，嘴角翘起来。
等柳寅洗完澡裹在浴巾里被放到床上，罗迪会躺在女儿旁边，给她唱那首关于水手的民谣。
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吉他没有带进卧室，他就清唱。柳寅听不懂歌词，但每次听到他唱到水手两个字就会伸手指他的鼻子，他故意让她的手指碰到鼻尖，然后夸张地往后一仰，说倒了倒了。
柳寅尖声笑起来，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。
柳依站在卧室门口看着这一幕，觉得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膨胀。
不是那种激烈的、汹涌的情感，是很安静的、像温水一样漫上来的东西。她想记住这一刻——他衬衫领口上的水渍，女儿后脑勺上还没干的绒毛，窗外伦敦初夏晚上八点还亮着的天光。
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幕。
周末他们推着婴儿车去海德公园。罗迪推车，柳依挽着他的胳膊。
他推婴儿车的姿势和骑机车完全不一样，慢，稳，过减速带的时候会把前轮翘起来一点点再轻轻放下，然后低头看车里一眼确认女儿没有被颠醒。
他们在湖边停下来，柳依坐在长椅上喂柳寅喝水，罗迪去买冰淇淋。他回来的时候手里举着两个甜筒，一个草莓一个香草，问她喜欢哪个口味。她说都好，他把两个都举到她面前让她咬了一口，然后说剩下的都是我的。
然后她们像学生时代一样笑闹起来，在婴儿车前打闹，好像一起都和从前一样美好。
柳依靠在长椅背上，晒着太阳，看湖面上的天鹅把头埋在翅膀里打盹。
罗迪坐在她旁边，一条胳膊搭在她身后的椅背上，手指卷着她的一缕头发。柳寅在婴儿车里睡着了，奶嘴掉在毯子上，小嘴还保持着吮吸的形状。
柳依想，这样就好。
不用更多了。她后来想起那一天，记得最清楚的不是冰淇淋的味道，也不是湖上的天鹅，而是罗迪的手指在她头发上绕圈圈的那种触感。很轻，像在摸一件怕碰坏的东西。
有一天晚上柳寅睡了，他们坐在沙发上看电影。
罗迪选了一张碟，是那种很老的爱情片，他看了一半就靠在她的肩膀上睡着了。柳依没有叫醒他，她把音量调小，看完了整部电影。片尾字幕升起的时候，她低头看了看他——他的睫毛安静地搭在下眼睑上，呼吸均匀，嘴唇微微张开，睡着的样子比醒着的时候更像那个在图书馆蹲在她面前表白的少年。
她轻轻把嘴唇贴在他的额头上，停了几秒。他没有醒，但手臂无意识地把她搂紧了一点。
她曾经以为这些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。是自然而然的觉得——他在这里，她在这里，女儿在隔壁房间的婴儿床里呼吸均匀地睡着，这一切就是她余生的样子。
她甚至开始偷偷画过一些笨拙的草图，在笔记本的空白页上，画一个她们一家三口的小房子，窗户是方形的，烟囱是歪的，她不会画画。
她只想让这些画面在脑海里多停留一会儿——他在地毯上逗女儿爬的声音，浴室里的水花，海德公园午后的阳光，他睡着时贴在她肩膀上的额头的温度。
这些东西是真的，它们曾经存在过。
不管之后发生了什么，它们曾经是她的。